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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从小就爱读书爱藏书，家里早已书满为患。多年来戎马倥偬漂泊四方，别的东西能丢的都丢了，唯有这书，随我鞍前马后南北转战，不曾失落一本。妻子和我共同生活久了，也养成爱书的毛病，每次搬家都对我说：“把书带走吧，将来儿子读书，就不必象你一样‘费尽心机为收书’了。”然而对于年近四十的我来说，劝十多岁的儿子读书的确是平生所遇第一难事。我感到难以理解，因为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对书已经有了一种渴求，尽管那时看不出读书对于个人的成长和未来就业取向有什么作用，社会用人标准与文化考评基本无关，但长辈们的劝导和自身心理需求决定了书在生活中的位置，使年少无知的我能够在荒凉岁月苦苦寻找并精心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
那是一个文化枯竭的年代，书店里永久性地摆放着鲁迅、高尔基的经典著作和几本描写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小说，年复一年，并无多大变化。
乡下的文化环境更为恶劣，村子里除了中、小学生的课本以外，如果谁家里还有其它读物，那大小都是个文化名人了。因此，书店里那些并不新鲜的玩艺便成了我涶涎的目标；而真要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摆上自己的书架，似乎只能是乡下孩子的一个美丽梦想。当梦想侵扰我平静的心境时，一段艰辛的历程便悄悄延伸，穿越故乡那片黄土地、穿越天真烂漫的岁月，穿越精神世界的洪荒。
故乡的土地上，生长苦难与欢欣，生长收获与失落、也生长贫瘠与财富。小时候，我们一有空闲就采集车前子、金银花、天南星和半夏等中草药，换些小钱。最容易采集的是苦艾，漫山遍野到处都有。老一辈说，苦艾能治百病，因此家家户户都存有艾叶，遇上头痛脑热感冒发烧，煎碗艾叶水一喝了事。实际上用到艾叶的中药配方很普遍，而更普遍的是被乡亲们用着农田肥料。老家采艾叫做“勒艾叶”用手握住艾蒿的根部往蒿梢一捋，留下茎干继续生长，只把叶采走。那是辛苦差事，采得多了，手被勒得火辣辣地痛，皮肉也呈蒿色，十分难看。但那玩意晒干后可卖七分钱一斤，从端午节忙到暑假，可采集一、二百斤，卖十多元钱。按当时一分钱十个内页的书价，能够换取一万多页图书，大概有二、三十册吧，一个月读两到三本，便可打发从秋到春的全部时光了。中小学时期，我能够积累几百册藏书，主要就是依靠采集艾叶。
听父亲和伯祖说，曾祖父曾经在清光绪年间考取过状元，及第后夸马京城，一不留神踩死了旗人子弟，被革去功名，遣返原籍。由于这个原因，曾祖父不再允许子孙读书，因此遗害数十年，使我们一族祖辈父辈基本上都是文盲，以至于在那方圆几十里，遇到乡邻有红白喜事，本姓人不得上正席，理由是族中没有读书人。我一开始就对这个说法持怀疑与否定态度，不相信自己的祖宗真的有过如此荣耀。后来又曾认真作过考证，不要说清光绪年间的十四科状元，加上前边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八代君王，共取一百一十七科状元，竟无一人是本姓。从唐代武则天首点状元算起，中国历史上七百多名状元中倒有十八位是本姓，可惜籍贯又天南地北的与本族毫不相干，也显然不是我的祖先。但父亲很固执，坚持说这是真的，老家的人也都这么说，大概我的曾祖父确曾进京参加会试，至少是个乡试合格的举人。
父亲七岁时，祖父死于匪祸。父亲后来追随改嫁的祖母到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湖边，离山里边老家的旧宅有十几里地，小时候，我从未去过旧宅。姐姐们常将一座最高的山指给我看，说那就是老家。老家旧宅里住着我的伯祖父，我想，旧宅里必定有好多书，当时的进士是最高学历，应进士试也是最高层次的考试；读书人谁不爱书？即使曾祖父一气之下不准儿孙读书，也不至于把所有的书都丢掉。我常常私下里琢磨着找个机会进山走一趟，看看老祖宗当年都读些什么书，因此把那山形记得特别牢。
十一岁那年映山红开满山崖的季节，我终于下决心进山了。山里人家爱养狗，这是与湖畔人家最大的区别。去山里旧宅，路途遥远我倒不在乎，最怕的是路边村庄里那些狗，因此我不敢走大路，一味地翻山越岭。每过一个山头，都必须翻上一个制高点，能望见老家屋后那座山，才能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我从小在湖边长大，不知道山行的艰难，这一番奔波，方知“望山跑死马”并非虚言，直走到日落西山，仍不见老家的影子。
太阳下山了，天渐渐地黑了，我望不见老家屋后那座山了，就在一处岔道口，相伴黄昏独自愁。好不容易等到几个挑担人路过，我才询问清路径，在这群好心人的引导下继续我的行程。
等我找到老家那栋旧房子、见到伯祖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伯祖父开门看见我，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充满爱怜地说：“傻小子，你怎么这个时候摸来了？”我说：“我来找书看。”话未落音，眼泪已夺眶而出，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感伤，都是因为买不起书才如此大费周折，这一路坎坷满途荆棘，有如走过了几个世纪、穿越了一片千古蛮荒而骤然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听父亲说，这件事使伯祖父感慨丛生，对我颇多夸奖，说“我们家两代不闻书香，如今又看见一个读书人了。”父亲很高兴，他坚信“五子必有一贵”的谬论，一直在五个儿子中苦苦寻觅着“贵人”；听了伯祖父的话，专门找来个胡说八道的算命先生把我出生的年月日时四柱八字推算了一番，说是“功名无份，诗书有缘，一生衣食必从书里求得。”父亲喜出望外，我从此便成了他的宠儿，很少参加集体劳动，也很少干家务，只管一心一意地闭门读书。父亲的期望，对我来说正中下怀，于是读书便成了日复一日的头等大事。
在当兵离开故乡的日子，牵挂虽多，终无大难，最犯愁的就是那几百册藏书，积累起来十分不易，而远行在即，带又带不走，留下又怕散失掉，说不出的烦恼。到了部队，开始倒也没啥，一个背包几件换洗衣服，轻松自在。等到几个月后，情况便大大的不妙，那书已逐渐多起来。部队与地方不同，部队是要随时准备执行遂行任务的，因此对士兵的要求特别严格。个人行李，除了背上一个背包，就只能是一手提桶等洗漱用品，一手提其它个人物品；部队调度，火车颠来倒去，只能“一背两提”不许办理任何个人行李托运。这可苦了我了，尤其是当兵前两年，辗转于两广，往来奔波，书又日积月累，不断地增加。据说战争年代军内一些文化人在马背上读书，读一页撕一页、走一路丢一路，我却缺乏那般豪气，想起“勒艾叶”的艰辛，就连一页纸片都舍不得丢，于是那书就由几斤而几十斤，继而到一百几十斤，使青春的肩膀不胜重荷。
带书难，读书也难。部队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一切都讲统一，不仅是着装、物品摆放和队列动作要统一，个人行动也要统一，看书同样受限制。比如我参加坦克乘员集训十个月，学的是射击专业，班长一天到晚盯着你，除了坦克武器构造和射击原理两本教科书外，别的读物是不可染指的。其实那两本小玩艺儿要不了一个月时间就弄懂弄通了，倘使那种最基本的构造原理也得花费十个月的全部时间的话，现代人想玩高科技就只能是痴人说梦了，我认为那些班长们太有点小题大做。白天把你管死了，晚上也由不得你。一般都是集体活动，即使看电视，只要多数人愿看，你再讨厌那节目，也必须陪看，不允许单独行动。等到十点钟，熄灯了，大家都休息了，总该可以看点自己感兴趣的书了吧？不，既然熄灯了，你就必须挂起蚊帐，躺到被窝里，因为你看书会影响休息，休息不好又会影响训练；况且看书得有灯光，一不小心还会弄出轻微的响动，影响别人的休息。因此看书成了一件最苦的差事，只能用被子蒙着头，偷偷地拧开手电筒。倘若电筒光线外露，你的书就保不住了，必定会被没收掉。直到后来部队大搞文化育人活动，我才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后来随着工作调动，辗转于粤桂各地，每次搬家，诸般物什尽送他人，而妻子总是说：“把书带走吧。”因此儿子比我幸运多了，他不再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换书，只要他愿读，家里无处不是书，可以信手拈来。可天下事就那么怪，我父亲没有书，我却拼命地找书看；如今我成了一个拥有几千册私人藏书的父亲，我的儿子偏偏又对书不屑一顾。几次带他逛书店，他也无意于书架，只管一个劲地去看那些电脑游戏光碟。几个朋友凑到一起，谈起儿女来，大都如此，人人摇头叹息。是年轻一辈疏懒了呢？还是时代不需要书了呢？那个热闹时髦的什么网络就真的能经天纬地涵盖未来？人类文明的传播是从文字开始的，现代文明的河流也必以书本文字作河床，哪个人不读书，哪个人就没有希望；哪代人不读书，哪代人就没了希望，假如人人都远离书本，人类文明还能延续么？日日面对书架，想起儿子和他的同伴们，我心中充满了酸涩的往事，也充满了之于新千年的忧虑。
就象我迷恋书本一样，儿子十分地迷恋电脑游戏。他最爱玩的是三国系列，玩时通常都要我坐在旁边，一边玩，一边听我讲述三国人物、三国故事和两汉与三国的历史。这时如果我把一些本来了解的史实模糊一下，儿子便有了读书的兴趣。我因此而大感欣慰，毕竟书本还没有被新一代彻底抛却，毕竟我一生的积累还能偶尔受到儿子的关注，毕竟不幸中还有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