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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已经多年了，他朴实而平凡的一生，被子孙用一抔黄土概括在那片养育了我家三代人的平凡的土地上。
父亲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莫过于靠自己的双手把八个子女抚养成人，而且家训极严，以至诺大一个家族，到目前为止仍出不了一个坏人。
说心里话，我有生以来，要说怕过什么人，那就是父亲；要说有过什么伤心事，那莫过于失去父亲。
小时候，父亲是我心中顶天立地的英雄。家里有了为难之事，母亲总是说：“等你父亲回来。”而父亲回来了，又总是有办法解决。久而久之，我便认定了父亲是英雄。要是在外碰到谁敢说一言半语贬损我父亲的话，即使拼个头破血流，那也是要坚决维护父亲的尊严、维护我心中的英雄形象的。而且明知与人纠纷争斗回家要挨揍，也照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浴血而归。当然，矛盾的由来，一般是同龄伙伴都认为自己的父亲最了不起，认为别人的父亲是要差那么一点点——为那一点点，就值得流血，就值得拼个你死我活。
小时候，父亲又是我心中充满威严的法官。父亲日常言传口授的法律条款涵盖了一个十三口之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父亲在世时，我钻研他的法律是最用心的，也是执行最好的，因此在兄弟姐妹八人之中，父亲最疼爱我。然而我挨打却又是最多的，在很大程度上，我是替二哥和大弟受过。二哥生于五九年，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从小营养不良，身体很瘦弱。大弟倒是从小就很善于照顾自己那张嘴，却不知为什么总也长不高。我不幸生得很健壮，顶头的是二哥，踏脚的是大弟，三人睡一间房、一张床，如果相互间有矛盾或共同犯错，身体瘦小的易获同情，只有我在劫难逃。
长大后，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这世上，父亲是与我交流思想最多的人；即使对同龄朋友都不愿说出口的心事，比方说心里爱慕哪一个女孩子，在同龄人面前羞于出口，我却从不隐瞒父亲。上初中那阵子，父亲走亲访友喜欢带着我、出去替人办事喜欢带着我，因此故乡的每一条大路小路几乎都是父亲和我谈话交心的场所。父亲喜欢和我讨论一些关于人和事的看法，还喜欢隔三岔五地和我抵足而眠，躺在床上絮絮叨叨讲述他童年的故事。其实那些故事我们兄弟姐妹早就耳熟能详，除了父亲，村里的老人们也经常提起。他们几个都没耐心听父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过去的事情，只有我每次都认真倾听。父亲讲他自己的故事无非就是想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很苦难，而我们这一代很幸福，要珍惜好时光好生活，好好读书，用心做人。而我之所以常听父亲的故事，一半是怕他生气和失望，认为儿女都不听他的话；另一半，则因父亲的故事其实感人至深，比学校里老师讲的高玉宝还要动人。
也许是因为祖父死得早的原故，父亲的故事情节格外曲折。
原来我家并不是住在湖边，山里祖宅叫“郑家冲”满村人都姓郑，血缘关系很近，从江西修水县枫树湾搬到湘北不出二百年。那是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去处，外人进村要经过一条小河，我祖父常在那河上摆渡。父亲七岁那年的除夕，村里还有两个在外忙买卖的人没回来，祖父就在河边等着。谁知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反倒来了：一群土匪想捞一票过肥年，要进郑家冲去打劫。祖父理所当然不能引狼入室，结果血染渡口，从此父亲成了孤儿。据说伯祖母和祖母不大相容，于是祖母狠心地撇下父亲走了。
祖母的出走，留给父亲的是苦难深重的生活。然而父亲却是个可以吃大苦耐大劳的人。伯祖父常年在外跑买卖，父亲谨小慎微地跟着伯祖母度日，据郑家冲的人说，天天都要受点委屈。而这些父亲从来绝口不提。父亲那时必须每天上山打两担柴，一担留作家用，一担挑到镇上去卖。那个镇叫聂市镇，我后来曾在那里上高中，青石小街，小桥流水，环境古朴典雅，曾被潇湘电影制片厂选作巴陵大盗的主要拍摄场景。但我的父亲无心领略小镇风情，从郑家冲到聂市镇七、八里地，一个小孩挑担柴禾，无异于万里长征。可父亲不讲这些，只说镇上有个好心的私塾先生，让他每天卖完柴之后坐在馆中认字，如是三年，因此他今天才能读书看报。父亲总是在人情淡薄的生活中寻找人情美，想以此来教导子女，培育子女的善良个性。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批林批孔、批三字经和增广贤文，每个星期都开批判会。我有个少年至交，名叫海林，还有个叫单明的同学，都挺会写批判稿；与我一道，三人一前一后一中，每次都必在会上发言，是批判会上的风云三剑客。发言多了，批判稿有时在学校完成不了，就带回家写。父亲知道后，不以为然，对我说：“xx叛逃时，你已上二年级；但你们这一代人是不知道孔子的。”有次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写一张老师的大字报，不幸又被父亲看见，劈手夺过，怒气冲冲地说：“养你的是父母，教你的是老师，你还真的想造反啦！”相对沉默了好久，父亲又说起了那个私塾先生——他一生中唯一的老师，话语间充满了对那位导师的怀念。说着说着，父亲搬出了他珍藏多年的当年从学的一整套家当，有三字经、神童诗、幼学琼林，还有龙文鞭影和增广贤文。不是线装童蒙课本，而是一迭发黄的土道林纸衬着绳头小楷。父亲说，先生很穷，送不起书，便送他纸笔墨砚，手把手地教他抄写这些幼学启蒙课文。那次父亲说了很多话，我都记不得了，总的意思是叫我要象敬父一样尊师。而我却对那迭土道林纸上的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不到一个学期，就背了个滚瓜烂熟，乃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记忆犹新。原来父亲在教导我时，运用的都是增广贤文与神童诗中的语言和三字经、幼学琼林与龙文鞭影中的事例；对这些蒙养课本的批判大概使他有点迷惑，因为那等于说他多年来一直在用反动学说教育子女。
父亲到十二岁时，认为自己可以应付外面的世界了，就不再随伯祖母生活，开始了寻找我祖母的艰难历程。
父亲当时所掌握的有关祖母的全部线索，仅仅就是知道祖母在黄盖湖边嫁到了一个姓向的人家做续弦。黄盖湖是赤壁古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年东吴大将黄盖操练水军的场所，横跨湘鄂两省，有着方圆百余平方公里的浩瀚水域。父亲就在那个湖边寻寻觅觅，开始谱写他那象湖水一样渺茫的寻母记。他每走一程，就给人打几天短工，一来可以混口饭吃，二来也便于打听进一步的消息。如是两年，父亲的足迹已遍及黄盖湖四岸八方，到十四岁，才找到祖母，才走进我现在的家乡。
这一段经历，我曾听村里老人们多次提及过，父亲也讲得很详细，目的无非就是教育我们要大孝大勇、热爱父母、热爱家庭。
父亲继承了家族血统中的付出精神。他找到祖母、走进向家后，家里自然有一个我的继祖父，还有一个与我毫无血缘关系的伯父。向家薄有产业，光水田就有三十多亩。听村邻们说，那三十多亩水田都是我父亲一人耕种。根据我们兄弟姐妹对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一人要种三十多亩田简直就不可思议。而我的父亲除耕种这些田地外还得每天挣回一块大洋，因此父亲还得每天外出打工。关于这些情节父亲只是简略提起过，告诉我们他从十四岁开始每天早出晚归给人做长工，还要种自家的田。父亲是想告诉我们共产党好、新中国好、社会主义好，指望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认真读书，勤奋劳动。可我一直都想问父亲：那时我那个伯父在干什么？我的继祖父在干什么？我的祖母又在干什么？还有那三十多亩田地哪去了？为什么我们家会划成“赤贫户”？村里的老人们说，那些人天天都在赌桌上，父亲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过是给他们添些赌资罢了。还有人说幸好把那些产业都输掉，不然解放后肯定会定个不好的“成份”从这个角度出发，父亲对那段岁月无怨无悔倒是可以理解了。
父亲是十乡八里有名的孝子，但我却不以为然。说一句对祖宗不恭的话，我对祖母做人的原则一直持怀疑看法，这从乡邻们的评价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我认为不管伯祖母是否能相容，祖母当年都是要走的，她对郑家的子孙，始终缺乏一个母亲和祖母应有的情怀。叔父娶婶婶的时候，父亲已是四个儿女的父亲，为叔父的婚宴出去借酒杯，由于天雨路滑摔了一跤跌破了一个，竟被祖母当着满堂宾客的面痛打并罚跪。这件事父亲从未提过，只是一生谨慎的大哥的偶尔失言。我听父亲讲故事的时候祖母仍然健在，我却从不敢走近她身边，以免无故惨遭恶打。倘若她对孙子们的行为不满意，就满嘴“乖孙儿”地把你哄到身边，然后一只手抓着你的胳膊不放，另一只手则举起拐杖打将过来。我在六岁时上过一次这样的恶当，因此，我总感到她嘴里的“乖孙儿”和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的笑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我们兄弟姐妹所见略同。我大侄儿出生之后，我的母亲仍然不得不按封建礼教的规范在祖母面前小心翼翼地做儿媳。但父亲一生都没有抱怨过祖母，也不允许我们讲祖母的不是处。他始终保持着儿子对母亲的孝敬与虔诚，在祖母死后的许多年里，仍坚持要在餐桌前摆上祖母的座位、碗筷和酒杯。在对待祖母亡灵的根本立场上，我们这群儿女与父亲是大相径庭的。从不敬鬼神的二哥、就曾激烈地反对过父亲在祖母去世后仍为祖母留座留饮的做法。因为是大家庭，因为饭桌上本来就拥挤，二哥认为“人都没地方坐，大可不必留个座位来哄鬼”常大大咧咧地往祖母的位置上坐。父亲为此痛心疾首，经常斥责二哥“不孝”因此我敢肯定地说，在八个儿女中，父亲最不喜欢的就是二哥。然而其他兄弟姐妹也颇有微词，只有我从不吱声。我不赞成父亲的迂腐做法，也不赞成二哥的激烈态度，我在祖母的坟前和灵前的表现仍然极其恭谨，老人家毕竟是我们的祖宗，毕竟是先有了祖母，而后才有我们这群小生命，更何况我从来就不愿拂逆父亲的心愿。父亲却因此以为我和他立场一致，有次训斥完二哥后对我说：“你看这群不孝子孙，我给我老娘亲敬杯酒有什么错？”看父亲的神情似乎在等待我表明观点，我于是说：“无所谓对错，您是在尽人子之道；您的孝义能感动天地，对我们后辈也是很好的身教。”我感到自己的思想表达不完整，又补充了一句：“只是我总觉得有点愚孝愚忠的味道。”但父亲仍坚定地认为那是他应该做的，是在“尽儿女的本份”因此亡祖的座位在我家餐桌上一直摆到父亲去世。
父亲对新中国和对祖母一样虔诚，他把全部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父亲也知道那份奉献微薄得不能再微薄，因此他才把报效新中国的期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才不遗余力地送子女上学读书，他才不允许儿女对现政府有任何的不满和个人行为上的懒惰。
父亲十分友爱兄弟和乡邻，常给我们讲他和叔父之间的手足深情，那是我们亲眼所见，互谅互让、互尊互爱、相濡以沫，平生没拌过半句嘴，的确堪为楷模。不独如此，父亲一生都没有冲撞过谁，从不和人争吵。在他看来，与人发生矛盾，自己必有不是之处，首先要做的不是指责别人，而是反省自己。但我们兄弟姊妹八人是有负老父所望的，尽管我们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始终都没能达到父亲的境界。
父亲热肠古道，好善乐施，不仅乡邻们口碑甚佳，只要是曾经走进过我们那个村子的人都有同感。每到吃饭的时候，那些无处就食的猎手渔人、贩夫走卒常被延请到家，父亲说是他的朋友，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只不过是“一饭之友”那些人往往是吃完后把嘴一抹，此生此世再也难见踪影。乡邻们发生矛盾，父亲一直是个热心的义务调解员，因此老父在村里颇受人尊重。据说父亲曾担任我们生产队第一任队长，后来被隔壁一个我们称“根叔”的人替代了，是根叔的父亲掐着脖子赶下台的。我们兄弟姐妹因此很有点怀愤，父亲却不那样看，他认为根叔姓向，这村子实际上是向家的村子，生产队的事基本上是向家的事，这个队长原本就该向家人来担当。父亲一直和根叔保持着亲密和睦的邻里关系，记得小时候谁家煎了几尾鱼或煮了锅猪肉，都要你送我一碗我送你一碗。根叔有个叫跃明的儿子与我同龄，一直在一起上学；由于我个头大些，被父亲赋予了“照顾好跃明”的神圣使命。念中学的时候，有个星期天父亲和根叔相约给我们两个送些米到学校，恰巧有同学邀我帮拿点东西离开了学校，偏偏那天食堂没开伙，父亲到时，跃明正在啃饼干。父亲问我去哪了，答“去同学家吃饭了。”此事给父亲带来的愤怒，在第二个星期天我回家时还有十分明显的感受。我被逼着给根叔根婶道歉并保证“今后出去吃饭一定带上跃明”实在有点啼笑皆非。即使我真的是完全为了吃饭去了同学家，人家不邀请他我也不能把他硬拉上，何况我只不过个头比跃明大些，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责任？当然，类似的责备时常会有，我也只能一笑了之。总之父亲从不对人怀恨，从来没有过冤家对头，在他眼里这世上只有好人没有坏人。父亲一生也从不揭别人的痛处，全国“批林整风”那阵子，我们要说“xx是个阴谋家”他会参与讨论；我们要说“xx是个癞痢头”他则会立马制止。他一直坚定不移地维护着“见到矮子不说短，见到秃头不说光”的语言道德。
等我上高中以后，父亲就说：“儿子大了，该当家理事了。”便不再重复他的故事，经常和我商量一些家中的大事，很尊重我的意见。他是在一步步把我的思想引向成熟。由于祖上功名被革的原故，父祖辈都没有正儿八经读过书，因此父亲特别注重督促我们学习。后来我高中没毕业就想去当兵，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但反对归反对，到了体检那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奔波十几里地赶到学校通知我，才使我的愿望不致落空。多年以后，父亲还十分惋惜地说：“要是你继续读书该有多好！”兄弟姐妹们都说父亲越老越固执，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父亲越老越迁就子女，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不象早期那样独断专行，而是更多地倾听儿女的意见。
父亲走时，我远在中越边境。父亲什么遗言也没留下，他就那样安静地去了。我想父亲谢世的时候，心里是满足的。在那个偏远的乡村，缺医少药，我们的同龄人多有夭折；而父亲能看着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八个儿女整整齐齐站在面前，他必定心满意足。他几十年亲眼目睹着那个村子的惊人巨变，亲身体验了从苦难走向幸福的过程，他必定也很满足。他看着儿女们一个个从他的身边、从那片黄土地上走出来，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他或许还不只是满足。在他离去之前，他的许多的平凡的愿望都变成了现实，他必定十分欣慰。
然而我却并不满足，我总有一种情绪想对父亲倾诉。我一生劳苦的父亲、一生都爱为别人着想的父亲、一生只会责己责儿女而不会怨天尤人的父亲，怎么能不与我道声别就走了呢？但父亲毕竟走了，带着平凡的满足走了，从此人天远隔，我无法再向他倾诉了。我却又在兄弟姐妹们中间看到了父亲的影子，血统的延续和思想的承传或许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而父亲却通过严格的家训把他的灵魂长留在世间，他使自己的每一个儿女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的思想烙印。那是平凡的思想品格，却也是宝贵的思想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