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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城市挣扎的看法
认识韩晓英，就是那次中国商潮创刊号出版后编辑部的小聚。刊物出版，同仁庆贺，其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那次的小聚，印象很深，理由有三：一是杂志出刊后，社会评介不错，出资人——咸阳蝶王王宝安那段发自内心赞美，让我受宠若惊，如同今天目睹恒大老板许家印麾下的足球队夺取亚冠杯时感觉一样。二是我为这本杂志贡献了四篇文章，特别那篇与艾尔有关中国商潮定位的对话，凝聚了我们对当时中国商业策划的一些想法。其中提到中国商业策划的分期，可以说是中国商潮第一次说出的话题。三是小聚气氛热烈。几杯白酒下肚，饭桌上热闹起来，什么调侃，什么段子伴着爽朗的笑声，在灰蒙蒙灯光中弥漫着一段时间，只要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我的内心就有一种无法名状的愉悦。
我原想这种愉悦永远铭刻在脑海，但是我错了，当我翻阅韩晓英长篇小说城市挣扎后。愉悦瞬间被一种揉作的文字变味，成为记忆的酸痛。
这是一部很难成为小说的文字，尽管小说章节围绕林夕这位从农村来到城市艰难生存青年女性展开，也充斥着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但遗憾的是，韩晓英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缺乏一种思考的准备。我们知道小说绝不是文字的堆积，是具有活生生灵魂的一种载体。
什么是长篇小说的灵魂？一个作家，能不能在精神和行动上建立起与时代的关系，决定着一部作品的气象和格局。可以说优秀的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具备两种能力：恨的能力和爱的能力。因为，你的关怀力越大，就越会激发这两股力量。作品的灵魂，就在两股力量交融和相斥中展示出来，成为语言叙述背后的支持和思考。当然长篇小说表现的灵魂，是新鲜的、具体的、第一次被说出、第一次被准确命名的个人见解；它既是个人的独见，又是对某种现象、社会心理、事物本质的有力揭示与高度概括。
中国现实的复杂、荒诞、丰富和深刻，已远远把作家的想象甩到后面。生活中的故事，远比文学中的故事传奇、好看得多，也深刻得多，但作家没有能力把握这些，也没有能力想象和虚构这些。作家的想象力和现实的复杂性进入到同一跑道进行赛跑，跑赢的是中国现实，输掉的是中国作家的想象力。这就是中国作家面对的生存环境。
在文学作品中，重复他人的思想是不能容忍的，哪怕是最先进、最新潮、最先锋或最具现代意识的“思想”只要不是创作者自己的发现也是不应当重复的。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思想”已经被说出过，但因言说方式的不当而尚欠清晰，文学作品如果为它找到了更独特更能够唤起人们共鸣的存在状态与方式，其“思想”虽不是作者的第一次发现，但它包含了作者的再创造，这种情况应该是允许的。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况，比如像爱情、战争、苦难、痛苦、生死等被称为永恒题材的东西，曾被中外作家反复地表现过，且能常写常新，其中不乏经典性的传世之作，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这些被高度抽象化了的思想和内容，是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度的人们都要反复遇到和面对的，具有超越时空的人类普泛性，所以它被中外历代作家反复咏叹是必然的。其次，这些被高度抽象化了的思想和内容，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又会呈现出与以前迥然不同的新变化、新特点及新的存在状态与表现形式。但它却又不是一眼可以看出来的，也同样需要作家的“第一次发现”和“第一次”去揭示它，表现它。这样的“第一次”也是创造与发现，其中也必然包含着新鲜的具体的见解——思想。但无论如何，思想之于作品的重要性和灵魂地位是作家在创作时首先想到和必须重视的。
一部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是由多条或明或暗的线索，众多的人物、事件和纷繁的细节构成的，而“思想”就是把这些零散的艺术元素组织成一个艺术“完整体”的“黏合剂”作品纷繁而不杂乱，就因为各个艺术元素都与作品要表达的思想有着这样那样、或明或暗的联系。托尔斯泰在莫泊桑文集序中指出：“那个把文艺作品结合成一体并从而反映生活的幻象的黏合剂，不是人物和情境的一致性，而是作者对他的对象所抱的伦理态度你有什么新的见解告诉我呢？因此，一个作家如果对这个世界没有鲜明的、确定的、新颖的看法，尤其是如果他认为这根本没有必要，他不可能写出真正的艺术作品。他可以写得很多很漂亮，但艺术作品跟他无缘。”
我们分析作家的传世之作，就会发现其恒久的艺术魅力不仅仅因为它们的“艺术性”更重要的在这艺术性中蕴含着第一次由它发现、揭示、表现的“思想”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可谓誉满全球，但它的广泛影响不仅仅因为它新奇的“魔幻性”而是作者发现了造成南美洲百年苦难的根源，并第一次被他命名为“孤独”据作者讲“百年”是说时间之长久；而“孤独”的反义是“团结”他希望读者能够反其意而悟之。作家采取魔幻的手法，具体地描绘出由这“孤独”所造成的愚昧、落后、僵化、保守，以及布恩地亚家族和马贡多镇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麻木、相互隔膜和难以沟通，同时指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要打破这“孤独”的生存现状。再如“异化”这个词现在是常挂在嘴边上的，而在本世纪初正是现代派文学大师弗兰茨？卡夫卡第一个发现了这种异化现象，并通过人变甲虫的故事，进行了深刻地揭示与描述，从此“异化”一词便不胫而走，为全世界所认同。我国五四时期，高呼“打倒孔家店”那是人们普遍感觉到封建礼教的压抑和对人性的摧残，鲁迅不仅感同身受，并且在狂人日记里，通过狂人的遭遇与视角，第一次大胆而明确地将这种“残害”概括为“吃人”两个字。阿q的令人难忘，不在于他的外部特征，而恰恰是他内在的精神特征——精神胜利法。因此，鲁迅不仅第一次发现了中国的阿q，同时也是对人类弱点的发现与概括。还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有的论者把老人与海的搏斗屡战屡败，视为海明威的消极与悲观，是其局限性的体现。而在我看来，这其中正包含了海明威的独特发现与深刻的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有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人的生存既依赖于自然，又受自然所害；人不可听命于自然，又不能最终战胜自然；于是，这种相互征服就永远有惊心动魄的大戏上演。那么，请想一想，这究竟是海明威的消极，还是他独有的深刻？
以上冗长的论述，就是想说明，韩晓英的长篇小说由于思想的浅薄，阅读这样的作品，就像在观赏一场角斗，锣鼓敲响后，出场的竟是一个无意识的武士和一只羸弱的山羊，结果满场嘲笑和纷纷的离场